医大党委书记杨桂华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种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表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按照两个尺度---人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来进行的，这是人类的根本特征。这一思想要求我们在确定目标、制定战略、处理事务、考虑问题的时候，都要以两个尺度作为参照系，既要充分考虑物质对象的尺度，同时又要充分考虑人的价值的尺度。其中，物质对象的尺度是人的价值尺度的基础，只有坚持在物质对象尺度的基础上确立人的价值尺度，才能确保其真理性。而人的价值尺度要与物质对象尺度相符并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过高的价值尺度超越了现实条件无法实现，过低的价值尺度又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总之，物质对象尺度与人的价值尺度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把握好两个尺度：一个是物质对象的尺度，一个是人的价值的尺度。

　　两个尺度思想要求我们确立合理的建设目标

　　1.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现有的物质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人们不能选择前一代人留下的生产力，也不能选择相应的生产关系，任何一代人只有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些现有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状况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认清和把握现有的物质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以及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类很早就有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公平、平等”为主要内涵的和谐社会理念不断地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西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和谐的社会制度作了阐述，并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共产主义村试验，以失败告终。人类思想史上的和谐的思想表达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取向，为后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经验与教训。但是，这些价值取向一方面缺乏科学的依据，一方面缺乏赖以存在的物质、思想基础，在生产力极不发达且存在着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注定无法实现，因此更多地具有了空想的性质。此外，由于当时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比较低下，人们思想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因此，无论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同社会”还是欧洲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倡导的“和谐制度”，又都具有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倾向，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对当时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所持有的强烈不满与反叛。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建立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项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财富，使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其终极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点。

　　马克思在继承人类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论证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和现实途径，使之具有了科学的基础，真正把“和谐社会”提到理论高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马克思一再“提倡社会和谐”。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为我们不仅勾勒了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且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理论依据。由此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物质生产没有极大丰富、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联合体”。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定位，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和谐”。

　　按照物质对象的尺度来考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充分考虑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当前的社会现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树立唯物的、科学的发展观。如何确定适合本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目标，中外都有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柬埔寨红色高棉组织，抱着良好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是缺乏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将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超前引入现实生活，导致思想禁锢，人民生活长期徘徊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红色高棉组织自身难以为继，自行解散。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建国初期，我国曾经对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定位做出过错误的判断，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一冒进的目标非但没有指导国家发展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社会主义进程遭遇曲折。

　　2.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必须具有整合和引领社会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分化也在加速，社会分层日趋鲜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这种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传统社会是同质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异质社会，在社会层次、社会结构日趋变化而且呈多元化特征时，迫切需要在价值向度上具有统领作用的发展理念，以此来整合社会力量，凝聚人心，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和规范多样性。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计划经济的单一体制走向改革后的多样化，然后又以和谐的理念统一多样化的过程，是一个由“一”到“多”，再由“多”到“一”的过程，但是当今的统一是在多样化基础上的统一，是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统一。和谐社会的建构就是在多元化基础上发挥整合作用的新的建设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既切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同时又具有先进性,能够整合各方面利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引领社会发展朝着正确的走向前进。

　　总之，物质和价值两个尺度要求我们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坐标系之内，合理定位，科学设定目标和任务。超越物质基础、违背发展规律的社会理想，只能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或者倒退。第二，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而并非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和谐也可以是其他社会形态一定的历史阶段可能具有的特性。我们既要注重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起始阶段的基本特点，又要本着积极建设的思想, 不断促进和谐社会从一个层次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直到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和谐。

　　两个尺度思想要求我们追求适宜的建设速度

　　１、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所谓和谐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事物内部各要素力量的平衡，事物内部各种关系之间、事物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协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体功能的优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基本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为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指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能够各尽其能地劳动，各得其所地生活，社会对不同利益主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矛盾能够妥善处理和化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即各社会阶层之间都能从改革发展中普遍受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各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以上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必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任何一个方面不和谐，都会影响其他方面和谐。从宏观上讲，和谐社会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和谐。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结构。只有这三大领域在功能上相互耦合，社会各个部分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社会结构的和谐最终表现为人的和谐，特别是各个社会阶层的和谐。具体表现为社会资源兼容共生，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衡，以现有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合理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社会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有机性，要求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符合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切实地把握好平衡和重建平衡的时机，使我们在发展中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单一地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而表现为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协调发展并由此而产生整体功能和综合实力。由此可见，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目标是多向度的，而每一个向度又会有多个层面，大系统中有小系统，其指标不是单一的。把复杂系统简单化，必然难于实现其初定的战略目标。在世界近代史上，法国路易十四、拿破伦的单一目标的战略选择，当代前苏联为了核武器竞争形成的重军轻农的经济结构等等，都忽略了社会本身的系统性，最后，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言，违背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和谐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内在地要求和谐社会建设的速度必须要科学、合理。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同时，未来几年，将继续是我国与世界的“深化依存期”和“摩擦多发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既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储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面临着难得的发展契机，同时也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所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这种困难风险和挑战既是长期以来由于发展和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有我们未来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改革进程中所遭遇的新的问题和新矛盾。只有充分认识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基础条件，认真分析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才能在把握和谐社会建设速度的问题上，始终保持冷静而清醒的态度。

　　2．合理的发展速度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我们要把和谐社会的建设速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把握一个和谐社会总体的建设速度，还要把握和谐社会各个领域建设的速度。总体速度慢了，会影响社会进程。因为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必须要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发展慢了不仅会错失发展的机遇，同时也会错过解决社会问题最佳时机，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反之，建设速度快了，操之过急，就会适得其反。和谐社会的进程是进化而非革命，一味地追求高速度，期望着在短时期内把长期积累和暴露的所有问题都解决，是不现实的，搞不好会出现短期效应，做表面文章，使和谐停留在浅层次，徘徊在低水平，而真正的问题却可能隐藏在深处。而各个领域之间发展速度也要协调，有的过快、有的过慢，又会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弊病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此，近期内，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建设，使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使和谐社会的主旨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遵循，使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得到同步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得到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改进，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社会矛盾冲突能够平稳下降。任何认为和谐就可以达到高度同一的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以这样的思想来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必然是急躁冒进的，也必然要经历挫折。

　　两个尺度思想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发展中的差异

　　１、差异和不均衡发展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经济形式向现代经济、知识经济转型的时期进行的，各种矛盾和非均衡现象长期存在、错综复杂，这些矛盾和非均衡现象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环境。整体上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差异，总体而言，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差异和不均衡。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中最本质的层面。过去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发展经济，而对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关注不够，至使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严重滞后，与经济现代化所应配套出现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没有成型。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是“金字塔”型，如果不注重发展和培育中间阶层，长此以往，将威胁着社会的稳定，甚至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危机。纵向而言，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不合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拉大了距离，等等。《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联合国驻华机构表示，“不均衡的人类发展是中国凸显的国情，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因素对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和不均衡发展，造成了我国各地区实现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据《2005中国现代化报告》研究预测，我国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有先有后，比较发达的城市上海将在2018年完成现代化建设，而不发达的地区西藏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将晚于上海近五十年。差异和不均衡，是我们必须要客观面对的现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不均衡的物质条件下起步的。追求统一标准、抹煞差别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而过分夸大差异性而丧失了建设的信心，也是错误的。

　　正确理解差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向功能

　　和谐的主旨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和谐最大的特点不是一刀切，齐步走，人为地求得一种同一，而是“和而不同”，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和谐社会的特点应该是整体系统中的各要素比例适当，各得其所，协同运动。

　　差异造成地区之间发展拉大了距离，造成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但是辩证地看，差异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首先，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系统的和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离散力，二是聚合力，离散力指各要素自由发展，聚合力指各要素凝聚的倾向。当然，系统的和谐必须保持二者的协调发展。当离散力过强，系统必然解体，而聚合力过强，系统走向简单的同一。由此可见，差异性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也应该是合理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存在。

　　其次，从现代化理论来看，第一次现代化是资本推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知识推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包含广义的现代化不同步原理、空间不均衡原理、结构稳定性原理和地位可变迁原理。根据这些原理，不仅不同国家现代化水平存在差异，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经济基础、科技创新能力、人才优势的不同，各个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有先有后，差异很大。绝对均衡发展、同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几乎没有，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验证了这一原理的正确。因此，在差异中发展，是现代化规律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差异激发活力，促进发展。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有平衡机制、保障机制，同时更需要动力机制、引力机制，以此激发全社会创造的潜能，整个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了竞争机制。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优胜劣汰。正因为如此，整个社会才有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而文革时期，我们否认差异，强调片面的公平，造成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倒退，思想和文化的僵化。这方面的教训尤值得我们汲取。

　　坚持在差异性上的价值尺度，我们就要树立唯物辩证的和谐观，既强调公平，同时也强调效率；既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同时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始终不能丢；既要协调发展，同时又要承认并允许发展中有差别，关键是要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要讲秩序，同时又要激发活力；既要通过积极的政策调整，大力消除过大的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又要自觉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以降低发达地区发展速度为代价。只有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进入现代化，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才能大大加快。对此，我们还要坚信不移。

　　总之，马克思两个尺度的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提供了理论武器，廓清了认识误区，更为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全面的、唯物的、辩证的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才能进程更加顺畅，步伐更加稳健。

　　（发表于2007年2月5日《天津日报》第9版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