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2006年的寒假中，我们基础医学院的师生看望了多位老专家，其中郑文静、苏秦、白银鹏、张佳丽同学作为代表采访了基础医学院老干部，原基础医学院物理教研室教授陈振士老师——陈老。

我们事先和陈老把采访时间订在了下午2：30，本以为陈老年纪大了，行动难免不方便，恐怕要等他一会儿，但没想到陈老2：00左右就到了。虽然已经84岁高龄，但他和蔼的微笑，健朗的身板和那股子朝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人：郑文静 苏秦 白银鹏 张佳丽 （以下简称“采” ）

受访人：陈振士教授（以下简称“陈” ）

采：您好，陈教授。我们是基础医学院04级的学生。新年要到了，首先在这里祝您全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我们采访的目的是了解学校老专家的人生历程，代表全校师生慰问您，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另外，值医大55年校庆，学校也希望能通过各位老干部的回忆，完善我们的校史，使我们同学可以更加了解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更加珍惜现在良好的学习条件，激发立志成才，为校争光的责任感，将此作为一次难得的校史、校情教育。

陈：好，好。在老干部会议上，我们也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只有让学生们了解学校的历史，才能使大家更爱这个集体。还有，你们别叫我陈教授，还是叫老师吧，教与学之间，“老师”是最恰当不过的称谓了，在学校里我们就是个师生关系。

采：好，那我们还是叫您“陈老师”。（陈笑）我们从网上得知，您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谈谈您的学习成长历程？

陈：1936年我考取了山东省荷泽省立六中（又称荷泽中学），37年夏季荷泽地震，校舍房顶瓦片全部脱落，我就在本县的单县县中借读。抗日战争战火烧到山东省时，山东省教育厅就组织各地中学生大逃亡。

我迄今仍清楚的记得，38年元旦，我们不到十人的一帮同学背上简单的行李（一个大床单、一床棉被及几件内衣）身穿冬季棉衣离开爹娘走上流亡之路。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晚了，只有曹县中学还没出发，我们就向单县西边100华里的曹县赶去，一直追到河南省的民权县才赶上了，次日随队到兰考县才挤上火车到了河南许昌。我们就离开曹县中学的队伍步行至城北30里的尚集找到荷泽中学的队伍（其中还有很多老师）。当时许昌城内也住了山东各地的流亡学生。

采：那您一直逃亡都没有歇过么？

陈：也不是。我们在许昌待了一段，过了春节，又开始向河南南阳地区转移。此后就不再是各校分散行动了，可能由教育厅组织老师先去各地安排吃住的地方，组织若干小队分批出发。自己也不背行李了，由学校雇一木板人力车或雇挑夫，晚上住宿就在学校或破庙，通常都是地上铺些稻草，每人分到很窄的地方睡觉，想翻身都不可能。（采：一翻身就翻到别人身上了。）（大家笑）当时的饭呢，就是馒头大饼之类，可能有点咸菜，我也记不清楚了。

我们从许昌出发，中学部就到了南阳的赊旗镇（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现为社旗县），师范部就到了方城（县）。麦收后又开始转移，中学部就沿着河南省西部去了湖北的郧阳（今郧县），开始经过的是些丘陵地，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都是土道。到了浙川县开始进入大山沟了，学校和当地官员联系请派兵保卫（当然得花钱了），还得通过“黑道”给土匪送钱，求其让路。当时雇的挑夫都是抽大烟（鸦片）的，我们到一站休息吃饭，他们就去大烟馆过烟瘾。

到了郧阳，学校就住在城内北山坡上的一个兵营里，要想到汗江边的商业区、居民区去都得爬一个很长的山坡，下雨天我们爬山坡还不如当地小脚老太太（快）呢。（笑）

师范部就从河南方城县经南阳、邓州到湖北的均州（现丹江口市），一些体弱的老师及家属和女生（全部还是部分记不清了，那时女生很少，可能是全部。让女生走山沟沟太困难了，也不方便。）也随师范部到均州再乘大木船到郧阳的。

到此，这个流亡学校命名为湖北中学，经费仍由山东教育厅供给，所以称为国立╳╳中。此时学校师生员工有数千人，后来把一些教职员另编为战士团作救亡宣传工作脱离了学校编制。

没有多久，武汉吃紧（日军接近武汉），我们又开始流亡，经陕西的安康、汉中，走川陕公路一直南下，最后到了四川绵阳，校本部（高中）在绵阳城区，一分校（师范部）在梓潼，二分校（初中）在德阳，三分校（初中，荷泽中学为主），四分校在罗江（初中，济南一中为主）。校名就改为国立六中，经费由教育部拨付。当时，在国统区这样的国立中学就有20-30个或更多。

采：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作为逃亡学生，肯定受了不少苦吧？

陈：流亡的路上是苦了一些。但入川初期还算不错，我们的公费每月6元。当时四川猪肉1.5角一斤，你算算折现在公费每月多少钱，所以那时每日三餐，早餐吃稀饭，中、晚餐四菜一汤，每月还发点伙食尾子，可以买草鞋等，有时坐个茶馆、偶尔在外面吃顿饭还是可以的。

    后来就不行了，国民党的法币贬值，物价飞涨，食堂就改为每日两餐，上午稀饭（甚稀），下午干饭，每桌八人，一木桶干饭，第一碗还能盛满，第二碗就难保了，肉也没有了，油也少了，正在长身体的青年哪受得了，又加上每年夏秋痢疾、疟疾流行把我们身体都搞垮了，我的身体就是高三那年搞垮的。

采：那您是什么时候想起考大学的呢？还一举敲开了北京大学的大门？

陈： 如果在山东老家时，我能在荷泽中学上完初中，继续在荷泽师范上个后期师范（相当高中），回家当个小学教师而已。后来流亡到大后方上学吃公费，当然给我提供了上大学的物质条件。那时许多大学都迁往大后方，考名牌大学不易，考个像四川大学、东北大学容易的很。那时没有统考，各大学独立招考。你只要安排好时间，可以参加若干大学的考试，你可以选择按时报到，考中的其他院校就可以放弃了，而且流亡学生进学校就享受公费待遇。

     43年我考中（上海交大）航空系，还有同济大学，后者就放弃了。很遗憾，上了一个半月感到身体难支持而退学（傻的连个休学手续都没办）。随后就在六中同学的帮助下，介绍我当了两年小学教员。

采：这么说您的学业中止了一段时间？

陈：是。

采：那又是什么触发了您再上大学的激情呢？

陈：45年日本投降了，我国胜利了。我还没有圆大学梦，我就急了。于是决定再考，这次任何大学也没考中。你们想我几年没有学习，其实我也没有复习。我们上中学时教科书是学习供给，读完就交回，传给下一年级，毕业时我除了保留一部在荷泽中学买的商务印刷局出版的英汉模范字典外什么课本也没有（该字典迄今仍保留在家），身体又不好，除了和孩子们“玩”，什么都不会了（笑）。最后还不错，考上了一个大学先修班，就是国民党教育部在江津县白沙镇办的一个特设大学先修班，主要任务就是复习一些高中课，准备再考大学，并且可以保送到某些大学去。我是被保送到天津北洋大学的。

采：就是现在的天大，好好啊。

陈：对，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后来又到重庆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

采：那您又是怎么到了北大物理系呢？

陈：其实我当时的理想是像詹天佑一样去修铁路。但总是未能如愿，在交大时考上了航空系，在北大又是数学系录取了我。
                                                                      让庆澜、于敏、江丕桓、蒋智、赵凯华、戈革、陈振士合影于北大理学院大门口。

采：不过录取您的这几个系还都是很“时髦”的！（大家笑）

陈：后来在北大上了一年身体还是没缓过来，加上总有学生运动，学习不好。微积分不到70分（笑），数学系不要我了，后来就转到物理系了。

采：当时的学生运动又是怎样的呢？

陈：47年北平（解放后又改为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就是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我们就上街游行抗议。我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从此就参加许多次学生运动，游行或在“民主广场”集合我都当纠察队员，防止国民党的特务进行破坏。我也参加合唱团唱些《黄河大合唱》一类的革命歌曲，当时的北大、清华俨然像一个北平市的“小解放区”。这样一直到了北平解放。解放后，我们这些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就更忙了，当然我的学习就更差了。

采：您是50年毕业分到天津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来时，学校的情况呢？

陈：我先是分配到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干部教育科，任务就是平时学习些革命理论的书籍，筹办些报告会的事。有时领导派我们到各区了解干部学习情况。关于天津医学院，虽然宣传部长黄松龄同志又兼任市府文教委员会的领导具体负责天津医学院筹建工作，我们的老校长朱宪彝有事就直接找他，但那是市府的工作，与党委宣传部无关，此事又是上层领导间的事，所以当时我们对医学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采：我们知道学校是在51年成立的。您来的时候学校刚刚成立一年，当时学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陈：52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宣传部将我和总务科的王岱同志调到天津医学院，那时学校仍处于筹备状态，办公室借用总医院靠兰州道一边的一间平房里（原系库房，现在是楼房了），办事人员不足10人，我和王岱报到后被告之办公地点太小，等搬家后再来上班。等来上班时已是文化村三排楼的二排楼了，楼下办公，楼上住宿。筹委会的大牌子也从总医院搬来，至于51年6月至52年6月的情况，只能就我所知介绍一些，一是组织了筹委会，委员包括天津几乎所有的医学专家（好像还有北京等地医学专家），还有南大的学者，例如生物系主任肖采瑜（名字是否有误待查），他就是具体负责51年招收的50名医学预科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当时学生在南大上课，部分学生还住在六里台一排楼内。医预科连续办了几年，至54年（55年）我校成立物理、化学等教研室后才结束。

采：那朱老院长又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呢？

陈：不久南大以200万把甘肃路的房子卖给了我们。有了房子就赶快抢修，最后各个实验室就都解决了。9月份一切布置妥当。学生顺利入学。当时一届是50个人，当然后来又搞了一个专科，从北京、天津挑了一批护士，护士变大夫，上两年。在这期间，也就是三五反后期，一些经过审查的干部就恢复工作了。河北工学院调来的王德昌就当了咱们的总务处长，还调了连爱德，天津有名的医学摄影师来。后来又从南大调来一些老师，市里又派来一部分人，平原省卫生厅主任就是这时候调来医学院，当了这个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就基本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就主动调到理化楼继续我的老本行——当了物理教研室的助教。

采：终于是建成了。那我们的校址又是什么时候到了现在的电台道呢？

陈：这就又话长了。我还接着说，一切都安定下来以后，大家就想10月份庆祝一下子。于是就选在10月15日在大礼堂开庆祝会，在操场上照相。以后就延续了这个传统，每年那个时候都有一个庆祝会，会后就有一些学术活动，也出了一些成果。但没搞几年，就“肃反”了——肃清反革命，以后又有很多政治活动，也伤了一些人。当时王德岩主持了一个病理讨论会，肃反后就调到了当时的人民医院，科研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伤了些元气，这以后庆祝会和交流会就比较少了。渐渐咱们学校的各个科室都齐全了，学生也多了，这时全部的课程就都可以在甘肃路那上了。后来甘肃路的一部分校址给截出去了，再加上学生越来越多，就又考虑校址问题。那时我在纪检和财务帮忙，了解就比较多。当时朱院长对于校址有几个梦想，最早想要总医院附近，就原来河北医学院的地方，后来卫生局盖了护校，这个梦想等于就是没能实现。又有一个梦想，准备在南京路、新兴路、卫津路的三角地带建校，那时他的思想就是围着总医院转，方便学生实习。还有一个设想，旁边有一个女七中，现在叫二南开，这个学校曾经有一度是咱们的附属中学。把这个中学，包括甘肃路、哈密道、鞍山道、南京路和女7中这一块地方都纳为己用。这些设想都没有达到。又往后每年招生都递增了，校舍不够，就想办法找地儿。现在的空军大院，原来那里是一个公墓，学校花了好大的力量迁坟啊什么的，准备建校舍，都给弄好了，后来空军来了。（笑）最后就给了咱们现在的校址。原来这就是稻田。当时没想到学校会盖这么大，就觉得够了，于是开始盖楼。当时河北省政府、卫生厅、河北省医学科学院都到了天津，地方非常紧张。后来电台来，就又切走了咱学校的一块。当然后来咱们陆续搬到新校区，甘肃路的房子就给了教育局。他们就连经费带图纸都给了咱们，包括现在的行政楼、生物工程系的楼和现在图书馆的一部分都是按照中学教室的图纸盖的。甘肃路的房子又被空军的一个科研部门用了，教育局也没捞着，这是后话了。我印象中，校址大概就是这样定的了。

采：那您眼中朱老院长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陈：当时定朱宪彝当院长还是很有道理的。主要从医德上讲，那个时候一个大夫吃一行。很多人说当时的医生是“吃金条”的，当然是有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但朱老院长，医德很好，对病人无论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和人交往，他要是和你约定什么事，那绝对是没问题的，言出必行。医术也没的说，他的医术在全国都是有名的，以前全国各次大的会诊都有他。他还给西哈努克会诊过。像加碘盐的应用也与他有关。同时他在天津市的医务界很有威望，有号召力。

采：谢谢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您为学校建校55周年说两句话。

陈：好。希望天津医大的同学都能努力学习老校长朱宪彝大夫的医德、医术和治学精神，从医后成为祖国广大人民的健康卫士！

   最后我们送给陈老一张我们亲手做的贺卡，虽然不值什么钱但表达了我们对陈老的祝福以及对老前辈的尊敬。

编者按：在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了学校由什么都没有的白手起家，到现在成为211工程的市属重点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更从陈振士老教授身上感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虚。虽然他老人家一直要求我们叫他老师，说称他“教授”受之有愧，但我们深深感到在他老人家身上我们学到的谦虚、平和、笑对困难挫折的精神，以及老有所学、老有所养的人生态度，反而是“教授”二字所不能承担的。感谢学校的校史调查是我们有机会理解老一辈专家的人生态度，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发扬医大的精神，做个“德高医粹”的医务工作者！

     最后，我们代表04级基础医学院的全体同学祝母校55周岁生日快乐！